大方县:老百姓在他心里就是天

2017年06月27日 02:35作者:史开云稿件来源:毕节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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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月14日,大方县对江镇大山村,大方县原马场区区委书记刘安国坐在自家院子里休息。

  在他的背后,依次是儿子家的平房、他自己住的石头房、以及已废弃的老式木房。

  三个时代的房子,就像刘老脸上的皱纹,见证了岁月的沧桑。

  85岁高龄的刘安国身材高大,精神矍铄。

  他拄着拐杖站起身,热情地招呼记者一行。

  小院清幽,微风轻拂。在刘老洪亮的嗓音中,我们的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。

  解决粮食问题,从三个方面着手

  1965年12月,天寒地冻,出现在马场区公所的时候,刘安国脚踏草鞋,肩上扛着一大一小两个包。

  用床单裹着的大包里是自带的铺盖,帆布做的小包里是简单的随身物品。

  这一年,刘安国从大方县坡脚区调到马场区任区长。

  报到后的第二天,刘安国就下乡了。半个月时间,他访遍了马场大小生产队,走遍了马场的山山水水。

  “高山冷箐,洋芋当顿,想要吃米,除非生病。”

  当年的马场缺水、缺粮,大小山头光秃,耕地土壤酸化,群众家中有锅无米,生活困难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,让大家吃饱饭,是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。

  回到马场区公所,刘安国陷入了沉思。

  “手里有粮,心头不慌。”要解决粮食问题,得从三个方面下手:生态、改土、水利。

  要把生态搞好,就得栽树,给光头山戴上“帽子”。

  改土包括瘦改肥和土改田。因为当地土壤酸化,越来越贫瘠,刘安国组织群众烧石灰,改良土壤环境,提升肥力。因为范围广,涉及群众多,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

  而土改田更是难上加难,想要把土变成田,最关键的是水,而马场最缺的就是水。

  “修水库!”刘安国手拍桌子,斩钉截铁。

  在抓好生态、改土、水利三件大事的同时,粮食生产是大事,马虎不得。

  刘安国召集各个公社、大小生产队开会,分组进行讨论,定下计划,小麦种多少、油菜种多少,开多少土、开多少田,完成多少任务,甚至连上交的公粮任务都要分好。

  这一干,就是18年。

  18年来,他植树造林、紧抓农业、兴修水利,想尽一切办法,都要让各大小生产队的人把饭吃饱,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

  18年来,刘安国大部分时间都在下乡。各个公社、生产大队、小队他都先看过、调查过,哪里适合种什么、收成大概有多少,哪里庄稼长成什么样,哪里有没有收割粮食,他心里一清二楚。

  哪个山头种树,哪些坝子改田,哪个山冲筑塘,哪些偏坡砌坎,刘安国心里有谱。

  “工作起来巴不得白天不会黑,瞌睡不会来”

  “刘书记工作起来不要命,巴不得白天不会黑,瞌睡不会来,连开会都嫌浪费时间。”马场镇退休干部陈永远说。

  已78岁的吴大本,当年是刘安国的资料员。

  “刘书记关心群众,处处带头,作为上级,他经常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,说的话又合心,起到了榜样的作用,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影响了大批的干部。”吴大本说。

  刘安国较真,凡是和他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。

  吴大本说:“在刘安国的领导下,大家可以大胆工作,工作中万一出现意外或错误,他可以帮你一肩扛起来,但是不能玩虚的,工作做了多少就是多少,没做就是没做。哪个干部‘玩虚的’,‘不死也要脱层皮’。”

  “刘书记他喜欢说直话,不弯酸,开会传达中央精神时语言直白,讲纪律讲党性,说完了事,对他来讲,关键是干,让老百姓得实惠,让老百姓吃饱饭,让老百姓富起来。”时任马场区鼠场公社党委书记的魏家全说。

  在马场当了12年的区长后,刘安国于1977年任马场区委书记。

  刘安国不仅严格要求干部,而且也同样严格要求自己的。他给自己定下这样的规矩:不吃一顿不开钱的饭,不收一件不开钱的东西。

  一次,刘安国到鼠场公社的抬沙生产队,快饿趴下了,叫支书去买几个鸡蛋来煮吃。村民们知道是书记来了,说什么也不肯收钱。没想到,刘安国也坚决不吃。没办法,村民只得收了钱,他才吃了5个鸡蛋继续上路。

  “刘安国老书记这个人太直得很,走到哪家,别人招呼他吃顿饭他都不吃,如果他带的干粮吃完了又刚好饿了,他才吃,但是吃完当时就要给钱给粮票。”75岁的村民刘子德竖起大拇指。

  在刘子德的印象中,刘安国性格直,工作踏实,不论是改土、栽树和修水库,都抓得实实在在。

  一个帆布包,一个口缸,一块毛巾

  一个帆布包,一个口缸,一块毛巾。

  这是刘安国下乡时的全部“装备”,帆布包装馒头,口缸喝水,毛巾洗脸擦汗。

  “刘老书记是一个艰苦朴素的人,从来没有因为是区里的一把手就搞什么特权,他反而比其他干部更严格要求自己。”当时任马场区公所的通信员严云说。

  “经常他都是单独行动,天还没亮就出门了,去哪里没人晓得,只是早上头十点钟的时候,他就到了某个公社打电话来:某某大队某某小队某某家房屋倒塌,叫民政干部前去调查。不多久又从另一个公社打电话来:某某生产队某某地遭受雹灾,受灾面积多少,受灾品种有哪些,五成多少亩,三成多少亩,绝收多少亩,请向县生产办公室和县民政局汇报,要求前来调查……”

  严云说,“那时候刘书记可以说是‘神出鬼没’,一下在这里,一下在那里的。各个公社的领导干部根本不敢懈怠,一旦有偷懒、不作为、吃拿卡要的,说不定哪个时候就会被抓个‘现行’。”

  “他一天要走四、五个公社,全区九个公社,他可以两天就走完。大家都说他是‘长脚杆’书记。”严云说。

  现在的马场镇的范围只有当年的4个乡(公社),而当年的马场区管辖了9个乡(公社),范围达300多平方公里。

  靠着两条腿,刘安国把这300多公里内9个公社的村庄、田间地块走了无数遍。

  不管去到哪里,刘安国一看见有偷懒的干部和群众,都会批评教育,让他们动起来,跟他们说要勤劳才能致富。

  在刘安国的影响下,乡亲们的搞生产的积极性都很高。

  “刘书记来了!”

  “在哪里?”

  “都进公社去了。”

  “赶紧吃,吃完该干嘛干嘛去。”

  “当时,全区老百姓都认得他,他走到哪里,沿路的村民都会和他打招呼,喊他进家吃饭,但他都会婉言谢绝。”当时的马场公社秘书周大兴说,“如果馒头吃完了,他在哪家吃了饭,走的时候他都会留下半斤粮票、一角五分钱。”

  由于长期饮食不规律,加上艰苦的工作环境,以及长期走路,他换上了严重的胃病。人们经常看见他皱着眉头,用拳头按住肚子,语气却故作轻松地和大家说话。

  “他的胃病几十年了,经常痛得他弯下腰去,在地上蹲半天才起来。因为不敢吃炒苞谷花,下乡的时候他都是背着几个馒头就走了,饿了就吃一个,在山沟里舀几大口山泉喝,就是一顿。”吴大本回忆。

  “刘书记总是关心群众的生活过得如何,却顾不上自己的胃病,实在痛得不行的时候,就让卫生人员打一针止痛药。针刚拔出来,他又上路了。”

  “和老百姓在一起,心里有数,感觉舒服。”刘安国说。

  调走那天,老百姓送了一程又一程

  “刘书记要走了!”1984年1月的一天早晨,刘安国调离马场区的消息不胫而走,马场街上的老百姓纷纷赶来送别。

  粮食、鸡蛋,甚至是大公鸡,大家争着把家里拿得出手的东西送给刘安国,但都被他谢绝了。

  “算起来,在马场干了18年零1个月,我和他们的感情都是真感情。”刘安国感慨,“那天大家都哭了,我也哭了。”

  在接到调令后,第二天天还没亮,刘安国就把简单的行李收拾好,出了门,想一个人悄悄离开。

  和18年前一样,刘安国的肩上还是一大一小两个包,唯一不同的,是大包上用绳子拴了一张小木板凳,这是走的前一天,一个当木匠的好朋友连夜赶制出来送给他的。

  “我也跟着送,当时好多人都是瞌睡眯兮、披衣搭衫的,都是一听到消息就起床赶过来。”吴大本说。

  人们送了一程又一程,大家洒泪而别。待街上大多数人赶来时,刘安国已转过山那边去了。

    主编:刘力华